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
来源:AG平台 发布时间:2018-09-05 20:40

 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,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。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,要渡过鹭江、九龙江,越过崇山峻岭。加上土匪出没、车辆罕见,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,走了整整23天。等人马悉数到齐,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:学生239名,教职员工83人,其中教授18人,副教授4人,讲师8人,助教14人。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。

  因为搬迁及时,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,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。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,西文书15962册,中文杂志5375册,西文杂志16222册,合计81609册。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,西文报纸3种,中文杂志144种,西文杂志128种。

  1942年10月9日,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,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,浦在日记中写下:“西文书,凡语言、哲学、历史、医学、生物皆富,物理、化学、数学书亦可,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,出意料之外。”尤其让他惊讶的是:“又有德文书不少,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·曼均有全集。尼采、叔本华全集英、德文皆有。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。”

  在抗战的烽火中,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,种类之多样,令人惊叹。厦大在长汀八年,规模日大,声誉日隆。1945年抗战胜利时,全校发展为4院15系,教授、副教授94人,学生达到1044人。在空袭威胁下,“弦歌不辍”,被誉为“东南最优之学府”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南方之强”。

  1938年10月21日,日军攻占广州。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:一迁云南澂江、二迁粤北坪石,三迁仁化、梅县、连县等地,一走,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。在这漫漫征途上,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,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。两者相辅相成,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。

 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《教育杂志》第三十一卷第一号“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”,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《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》。文中细述: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,因“苍蝇多,屎粪多,沙尘多,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,他们不洗脸,不洗澡,他们小气,他们顽固……”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,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: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,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,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,也受矫正……此后,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,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。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,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,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,让文明薪火相传。

  1937年夏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;1938年2月西迁入滇,4月抵昆明,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

 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,拥有约3000名学生,文学、法商、理学、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,26个系,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。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“通才为大,而专家次之”,“自由”和“严格”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。

  从课程设计开始,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。学校规定,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,而不论文理工,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、西洋通史、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。

  对于教员和学生,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。教师在讲授内容、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,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。平时学生考试,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,意见与教师相左,只要有根据,也可以拿高分。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,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。有一年,闻一多、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《楚辞》,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。老师之间有如“摆擂台”一般,各自拿出绝活,吸引学生听讲。在校方看来,这样的安排,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,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。

 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。联大办学8年,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,但仅有3800人毕业。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,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。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,即便是名教授,也要解聘。同时,大考小考不断,要求极其严格。比如理学院,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%的分数,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。

  名师云集,学术自由,加上良好的学风,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、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。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,不是学生的天赋,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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